油价上涨，让人们重新审视全球化的适用范围。
　

从全到半

当特•莱维在1985年提出经济全球化的概念后，在当时保守的环境下大家似乎难以接受。而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不仅冲破了国界，而且缩小了各国的距离，使世界经济越来越融为一体，成为名副其实的“地球村”。这时候，这个概念得到广泛的认可。

以信息技术开头的全球化不断扩展到别的行业，甚至是最为古老的制造业。而生产国际化正是经济全球化的表现形式之一。现在处在风头浪尖上的中国制造也是这场概念革命的产物。毫无疑问，从人们认可经济全球化这个概念开始到现在，大家都深信不疑并且倍加推崇。

于是我们看见了现在的状况：中国制造是不争的事实，全世界大多数的玩具，家具，纺织品都是产于中国。而在这股制造力量如潮水般涌向中国的时候，其他国家（譬如美国）的制造能力逐渐的萎缩甚至消失。

而当2008年新的国际油价让世人都瞠目结舌的时候。美国人发现，他们当时将制造能力转移到中国所看重的低廉的劳动力和低廉的运输费用都已经是明日黄花了。油价涨了，工人的工资也在涨。中国制造现在已经没那么大的吸引力了，甚至还不如把工厂再搬回美国，毕竟就近生产能最大限度的节约运输费用，而这在油价不断飙升的今天显得尤其重要。

可是想回去却并不是那么容易。已然萎缩的制造能力让美国人一筹莫展。于是美国的经济学家们就追根溯源，开始重新反省经济全球化的优劣，也开始重新考量扩张战略应有的程度。

他们将这种概念叫做“reverse globalization”，直译过来就是“颠覆全球化”， 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半球经济”。在他们看来，在美国能主宰世界经济的时候全球化是合适的，这样美国就能将资金投资到全球的每个角落从而获取利润。而现在，大环境改变了，美国也改变对世界的态度。我们已经听到总统候选人陈述说将会惩罚将工作机会带到别国公司的行为，也已经看见越来越多的美国公司被其他国家的公司收购。

中国制造危机

30年来，美国生产商不断前往成本更低的国家建厂生产。不过，在经历了过去10年的爆发期后，美国企业海外建厂的步伐已在放缓。新华社称中国广东今年有2331家（占总数的一半）的鞋厂关闭。而上海交易所自去年10月以来下跌56%，成为半个世纪以来全球最壮观的熊市之一。摩根斯坦利全球货币战略负责人Stephen Jen说：“能源价格的剧烈上涨对亚洲来说是一只能改变方向的手。这个区域的贸易模式将会受到压力的考验。”

加拿大机构CIBC World Markets的首席经济学家杰夫•鲁宾说，现在从亚洲运输一个40英尺标箱到美国东海岸，成本已是2000年的三倍，如果油价升至每桶200美元，运费还将再翻一番。据他估计，现在的运输成本相当于美国进口关税的9%；2000年油价20美元一桶时，运费只相当于关税的3%。

中国也许预感到了油价的高速上涨给制造业带来的麻烦。于是政府一直都在采取能源补贴政策。但这些政策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是给已然巨大的损耗遮上了面具，仅仅是延缓了危机发生的时间而已。譬如尽管国际煤炭价格从2007年初到现在已经翻了三倍，但是中国一直都将电价压下，由政府为亏损买单。

“当油价达到三位数时，距离就是金钱。”当油价上升到一定程度时，政府的补贴来的越来越艰难。而且对众多制造商来说，每桶超过130美元的油价正成为一个拐点，让他们不得不重新考虑海外投资策略。

成本上涨的问题对低价值商品而言尤为严重：商品的价格越便宜，运输成本在最终价格中的占比就越大。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中国出口到美国的“运费敏感型”产品十几年来首度出现了下降。

所有商品的运输成本都在不断增长，这迫使一些制造商将生产线搬回北美，并冻结进一步扩大海外生产的计划。亚洲外包、中国制造这些词语正在慢慢的丧失光环。

艰难回归

一家家具制造商Carol Gregg表示，三年前在美国开办一家公司的花费要比在中国多40%。“而现在，由于通货膨涨和海运成本的增高，这两地花费几乎相等。”有人认为这给了美国制造业一个复兴的机会，但是这个机会却不是那么容易被抓住。

首先就是一些行业里，中国的制造企业在竞争中取得了一定的规模优势和良好态度。克里斯蒂娜•兰柏-欧纳鲁德博士是波士顿电池的创办人兼首席执行官，由于油价上涨，她想将工厂搬回美国。克里斯蒂娜表示，尽管美国工资水平高，但是也是可以接受的。然而在美国，她甚至找不到一家制造模型的厂家，更别提大量生产电池了。但是中国却是200多家电池厂商的聚集地。

在拜访中国内地时，克里斯蒂娜参观了很多的有大量员工和实验室的工厂，这些工厂并不会像美国工厂一样一上来就要求大笔的资金。她回忆在中国谈一笔生意时候的情形。头天是从上午9点开始谈，一直谈到天黑。剩下了30多个未解决的问题。而第二天同样是在9点，克里斯蒂娜一早就看见整个管理团队穿着熨烫好的白衬衣，带着准备好的应付头天所有未决问题的幻灯片整齐的出现在了她的面前。她说：“这表现了他们是多么想得到这个合同。”6个月后，波士顿电池就在深圳一个有400个工人的工厂建立了生产线。

另外一方面则是美国本身的行业退化，使企业难寻合作伙伴。在全球化的进程中，美国很多行业的工厂和供应网络以及配套机构，如零部件供应商和机械维修服务商，在美国本土已大量减少甚至难觅踪影。而对于美国很多重要制造商来说，发展中国家在价格和基础设施方面还是拥有强大的优势。

Hooker家具公司主席及行政总裁Paul Toms Jr.表示他对中国迅速增长的油价和工资感到吃惊 ，并且已经开始在其它地区寻找工厂。但是美国并不在考虑范围内，近年来他在美国已经关闭了五家工厂。他在一次采访中说道：“关闭工厂的同时，我们也已经卖掉了地产和所有的机器、设备，工人也已经解散——不只是小时工，也包括那些管理人员，都已转移到其它行业。所以继续在美国办厂已经不可行，尽管在这里我们能生产出比在亚洲更好的产品。”因此，该公司正在把它的一些工厂转移到其它发展中国家，包括越南、印尼、菲律宾和洪都拉斯。

再者，贴近市场的建厂方式并不能解决运输成本高涨带来的所有问题。美国国内的卡车和铁路运输都要收取很高的附加费；而且，如果制造商都利用美国的铁路和公路运送原材料和其它货品，突然上升的运力需求可能导致本已拥堵的国内运输系统难以承受。

所以，如果美国想再次成为制造参与者，就必须先付出大量的时间和资金。已经规划好的世界商业地图不会突然颠覆。中国制造的大量产品，比如衣服，玩具，小型家电等不可能再回到美国生产了。因为制造这些产品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就算是要转移，也会转移到亚洲或者拉丁美洲工资更低的其他国家。在器械和摩托车等行业，中国的大规模生产量所获得的好处差不多可以抵消高涨的工资和油价。而在美国走在前沿的革命性行业，比如可再生能源，纳米材料，固态照明等行业中，美国必须和老牌制造的亚洲联手，并通过给企业提供启动资金、现金补助或者低息贷款等来吸引企业办厂，从而和欧洲国家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