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曾经被跨国公司们冷落的保税区，回潮涌动。

中国加入WTO之后，向更多的内外资企业开放了进出口权。贸易管制的放松，导致出口加工区、保税区等特殊监管区域，在最近6年时间中逐渐去了吸引力。在沿海城市，这个趋势更明显。那些跨国公司设立的合资制造企业，纷纷离开这片曾经给他们带来利润和光环的土壤。现在，这里地价飞涨，劳动力成本上升。而他们新的淘金地，是那些对外资更加渴望、劳动力成本更低的的中西部地区。

不过，就在最近的一年中，包括通用、惠普、索尼在内的大牌跨国公司，对这片曾经的热土重现热情。在上海外高桥保税区，这些公司一度车马冷落的大门上，崭新的“营运中心”铜牌标志着回潮的涌动。而在不远的苏州，华硕为了将一家代工厂搬进出口加工区，不惜忍受高出30%的土地租金，上演了一出“大挪移”。

联想到跨国公司在中国海外采购量的不断扩大，以及他们针对国内消费的投资已经到了规模化的临界点，保税区的变化很容易让人产生乐观的推断——以上海为代表的沿海城市，已经开始了新一轮的产业升级。数字的变化也提供了佐证：特殊监管区内生产型企业的比重，已经从最初的90%以上下降到不足30%。现在，这里是跨国公司处理订单的采购中心和营运中心，是那些从事一日游的物流公司的天堂。

不幸的是，这是一个错误的推断。

本刊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出口加工区和保税区的功能并没有改变，悬在回流企业面前的“胡萝卜”，是地方政府税费的优惠。地方政府给出营运中心的牌子，需要的仅仅是企业把“开票”的流程放到区内，借此取得税收。在外高桥保税区内一些跨国公司的楼体和大门上，悬挂着硕大的“仓库出租”广告，证实这里更像是一个空壳，与企业的产业链升级或者转移毫无瓜葛。但回流的确在发生着，同一地方的不同保税区之间，甚至展开了竞争。夹在其中的跨国公司，需要抉择的就是谁给的“返利”更高。

诱使地方政府祭出“财政杀招”的是两项政策。一是所得税并轨从2008年1月1日实施，二是不断扩大的出口产品限制性目录。由于过去几年贸易政策的不断开放，保税区内外之间的税费优惠已经没有太大差别，这让很多跨国公司把运营实体搬到了成本更低的区外。但在新的政策下，他们和他们的产品在特殊监管区之外可能不再享有特权。他们需要新的避风港。而地方政府适时地把特殊监管区划定为可以保留15%所得税率和免缴台账保证金的特区，自然吸引了跨国公司的回流。

这也符合中央政府为退税政策定下的调子。在外贸顺差扩大和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下，降低出口退税和实行所得税并轨已经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但国内的产业结构还没有积累够足以实现自我调整的本钱，这使得任何一项政策调整，都需要一个过渡期。毕竟，十几个点的所得税差，以及每年可能高达上亿元的台账保证金，不是任何一家企业所能马上消化的。地方政府要控制优惠政策的适用范围，把他们装入特殊监管区是最好的选择。

从远期来看，这种回流是有矛盾的——中央政府最终的目的是取消税差，但地方政府更愿意昭示这种内外有别，并以此作为吸引企业“来此安家”的唯一手段。

这种矛盾折射的是中国制造在产业升级过程中的挣扎。所得税并轨和增加限制性出口目录，本身并不能促进产业的升级。真正的跨国公司并不会因为税费的优惠，和那块名不符实的铜牌，就会在保税区内重新亦或加大投资。一旦税费牌打光，他们仅需夹着皮包，拍拍屁股就可以走人，更罔提带动产业升级了。此外，政策并非哪一家独有，要是仅仅拼比税费优惠的力度，没有哪个沿海城市可以开出比西部更具诱惑力的条件。

跨国公司真正无法割舍的，并不是监管区的那道围墙。恰恰相反，他们希望特殊监管区能让自己的贸易更加自由。新加坡和香港的地价和人力成本比上海更高，但仍能吸引数量众多的真正的跨国公司“营运中心”入驻，除了税费的优惠之外，更多的是因为这里有全世界最高的物流和资金运转效率。当了解到一票货物在新加坡的通关时间是15分钟，而在中国最开放的特殊监管区却需要一周时，我们或许应该反思一下，是否到了把“监管”与“服务”分开的时候了。

终将有一天，所得税差和退税会消亡。那时我们将以什么谋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