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何欢

　　2006年，胶东制造开始发出放量发展的信号。然而，产业发展路线的错位，使其在承接更大转移的时候缺乏足够的底气。

　　当1990年代初，珠三角经济发展得热火朝天的时候，没有人把目光放到山东半岛的制造业上。1992年，中韩正式建交，双边贸易合作的进程由从前的民间行为逐渐浮出水面，与此同时，胶东也在依靠自身的经济基础和地理优势，吸引着各类企业的进入。

　　在接下来的十五年中，前有以萧山、昆山为代表的长三角崛起，形成了承载外部产业转移的先发优势，后有同在环渤海概念下的大连、天津觊觎，在北方航运中心的竞争中抢夺并不厚实的制造业货源，山东人虽然提出了半岛制造的口号，但更多的时候，只能韩国人确定的转移节奏中慢慢积累。

　　胶东接受了市场法则的优胜劣汰，默默等候着从量变到质变的那个契机的出现。直到2006年，胶东制造终于发出放量发展的信号。

　　然而，产业发展路线的错位，使胶东制造在承接更大转移的时候还缺乏足够的底气。综合考量胶东的供应链，无论是一个产业集群兴起所必须的基础劳动力，还是产业配套和技术，抑或决定是否能够融入全球化贸易的物流效率，一方面是市场的活力和机遇，另一方面在面临更大的考验和挑战。

劳动力争夺战

　　丛莉是威海一家私营服装企业的老板，主要承接韩国的服装订单，这段时间她一直忙着招女工，“是熟练工吗？是熟练工就要，有多少要多少，马上上班，管吃管住！”最近，这句话像漱口水一样，每天不知道在她的嘴里来回说多少遍，但是效果不大。

　　赵国栋是三星通信设备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上个月，他刚刚去长春、济南的高校转了一圈，但结果让人失望。“现在机械专业的学生，尤其是男生太难招了，我们重工要上一个造船的项目，但是特别缺高级技工。”目前，三星正准备联手大宇、现代重工，像威海市政府反映情况，求得帮助。

　　无论是服装、电子企业，还是汽车、造船工业，几乎所有负责人事的部门都在为招不到工人而头疼。在威海经区和高区走一圈，四处张贴的“招男女工人”的告示是当地一景。烟台和青岛的情形尚不至于如此夸张，但是在职业介绍宣传栏中张贴的招聘启事也不计其数。

　　丛莉厂里招收的工人大部分来自鲁西南地区，以菏泽、聊城为主，只有少数来自河南、河北的工人，“现在工人越来越不好招了，以前熟练工一般都是一个月一千左右，现在涨要一千三还招不到人。”丛莉抱怨道，“现在厂子越来越多，工人越来越少，尤其是过年的时候，很多回去了，结了婚，就不过来了。”

　　劳动力的严重短缺已经成为胶东地区的主要问题。这个问题从2003年开始变得日趋严重，根据山东省就业办公室的统计，2004年，制造业所需工人的缺口比例高达40％，即企业只能完成招工计划的六成。其中技术工种尤其短缺，在当年的一项统计中，裁剪缝纫毛皮革制作工需求人数为615人，实际求职人数仅为1人！

　　与服装业相比，山东省正在着力发展并寄予厚望的消费电子和机电重工行业，用工情况更为紧张。近三四年来，机械冷加工和热加工一直位居威海市劳动力缺口最大的榜首，而且缺口进一步加大。这种由于难以完成招工计划，不得不将招工触角伸到山东省外的制造企业，有很大一批。

　　“我们的翻译已经够多了，你能不能考虑去生产线上？”韩语专业毕业的张婷在找工作时已经遇到过无数次这样的情况，每次她都苦笑着出来：“去生产线上还不如去酒店当服务员呢，生产线经常要通宵上班，挣的钱还没有酒店服务员挣得多。”

　　除了薪水的原因，地域文化造成的因素也占有一定的比例，“来自鲁西南的工人大多数都是未婚的，结了婚他们就不愿意出来了。只要在当地有活干，哪怕少挣几百块钱，他也愿意老婆孩子热炕头。而省外的工人，选择的余地比较大，可以去工资偏高的长三角一带，哪儿学的技术也好。”威海一家电子厂的行政人员张小姐说。

　　与南方一些省市相比，在很多山东人的意识里，出门打工并不是必然的选择。事实上，山东农村目前仍抱有1000多万剩余劳动力。除了供求信息沟通不畅，企业用工条件相对较低之外，传统文化下的不重商气氛也阻断了劳动力的来源。在沿海相对富足的地区，这个问题尤其严重。

　　劳动力的短缺不仅出现在服装和电子行业，汽车与船舶工业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这让山东省对下一步更具技术含量的韩国产业落地，难以抱有厚望。

　　2002年前后，LG和三星的一些新项目都投向了劳动力更密集的昆山，这让山东人感觉很不爽，但又无可奈何。由于劳动力的不足，一些客户关系相对稳定的中小电子厂商也有了撤离胶东的想法。“工人雇不来，还怎么干？”一家给三星、LG等工厂供货的小老板反问道。

　　对于技术工人的短缺，政府部门的解决方案是办培训学校。“现在市里都比较重视发展汽车和船舶工业，有意识的鼓励各种技工学校、职业学校办学发展。”曾任青岛市经委副主任的王宇礼说。目前，在人才需求量比较高的黄岛开发区，有七所高校和四所职业学校。

　　在发展基础劳动力方面，山东省就业办公室主任李瑞明则呼吁，要比照长三角、珠三角、京津等制造业发达地区的劳动力价格，提高农民工的收入，为农民工缴纳社会保险，以及对农民工进行有效的适用性培训等。目前，青岛市正在组织农民工学习电气电焊技术，合格者免费发放上岗证，以满足更大规模的工业建设对技术工人的需求。

本地配套的尴尬

　　尽管拥有每年几百万的销量，尽管年内就能收回年初50万元的投资，金龙权还是有着自己的烦恼。因为自己的厂子是通过中间贸易商进入手机生产商的供应链，在几道转手之后，产品的价格被越压越低，“眼下好在还有量的优势，”这是支撑金龙权继续做下去的最大理由。

　　金龙权不是没有想过和三星等厂商直接接洽，“韩国人不会轻易吸纳中国的企业，”身为朝鲜族人的他说。做过几年翻译之后，他不仅了解韩国企业的“群居”特性，更熟悉和韩企打交道的“规则”，“韩国人不会和你讲情面，今天你的价格低他就用你的，明天他的价格低就用他的，他不会和你建立长久的关系，只会不断地压低你的报价。”

　　至于和国内企业的合作，金龙权更是想都没想，“三星有一个专门负责结账的部门，按时给供应商结账，不会拖欠，如果有供应商没有过来结账的话，三星会追究自己业务员的责任。国内企业根本做不到，不拖你几个月算是走运了。”

　　尽管在威海刚刚买房结婚，金龙权还是觉得威海不是干大事的地方，“可能明年吧，或许再晚一点，我会离开这里，也许去大连，赚日本人的钱。”

　　除了难以进入韩国人的圈子，山东本土供应商还有另外一种普遍的尴尬。

　　2006年8月，由以色列以星综合航运、青岛交运集团、宁波新华昌集团和交运陆海公司四方合资成立的青岛交运新华昌集装箱有限公司成立。胶州的一家制造企业找到新华昌集团，希望能够获得集装箱手柄的订单，对方的回答很爽快：只要达到宁波配套厂的价格就没问题。

　　这家企业一打听，新华昌宁波配套厂的年供货量达500万件以上，而自己只能生产15万件，这种低规格的产品，定价靠的就是量，价格自然没法比。在长三角企业先发优势的威慑下，这家当地的企业只好黯然离去。

　　最近两年，本土的电子企业配套商经常遇到类似的问题，有的是因为韩资企业选择本国的供应商而失去竞争的机会，有的则在珠三角和长三角有竞争性的配套厂商面前败下阵来。对于生产商而言，即便山东本地的配套商有心发展壮大，生产商也倾向于选择成本低、产业聚集度高的地区进行配套生产。于是出现了一系列企业“外逃”的现象。

　　曾有媒体报道，2004年，浪潮集团把PC机转到了珠海，海信集团把CDMA手机转到了广东，澳柯玛集团此前也将年产100万台的洗衣机生产基地建在无锡而非大本营青岛。在谈及原因问题时，当时的山东省副省长王仁元表示：“根结在配套。海信在山东生产手机比在广东生产成本每部高出20元，因为广东的产业聚集度比较高、配套能力强。”

　　“这和以前的经济发展思路有关系。”一位曾在青岛市政府工作过的人士分析说，以前山东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以重点培育和发展国有企业为主，如海尔、海信、青啤等，在实行多项优惠政策集中发展有量的国有企业的同时，忽视了民营中小企业的发展，在政策、技术、资金等各方面帮扶力度不够大，以至于出现中小企业遍地开花，但是却没有形成规模。

　　当新的一轮产业转移到来时，本地的制造企业企业无法为生产企业迅速实现配套和物流的对接。因此在与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发展成熟企业的竞争中，失去了参与权。

　　很多人曾把产业环境的改善，放在了外来的韩资企业的身上。但正如金龙权所描述的，韩国人的产业转移只是一种简单的商业考虑，他们并没有义务帮助胶东提升当地的供应商水平。目前，山东几乎所有的韩资电子企业都是一样，拥有一定量的订单，在当地租用厂房，招收一定的生产工人，然后从韩国进口核心原材料、生产设备进行生产。即便是像三星、LG这样的企业，核心零部件也是从韩国直接进口。

　　记者在当地走访了一些企业。泰耕电子是大星电子的下游企业，生产车用CD、DVD的铝合金板，管理人员说，这种铝合金板在国内无法采购，密度达不到生产厂商的要求，必须从韩国进口。星电电子主要生产扬声器、耳机，拥有包括诺基亚、摩托罗拉在内的上游客户，“我们做耳机的塑料壳是在当地采购的，里面的核心部件还是要从韩国进口。”一位崔姓工作人员说。

　　新兴的化工行业也是如此。位于黄岛开发区的丽东化工，是青岛市非常看重的项目，被列为2007年外经贸的重点工作之一，但其运作项目的核心技术从韩国引进，生产设备也主要来自于韩国、日本和美国。一位知情人士透露，这个项目实际上是因为污染的问题在韩国干不下去了，才迁移到胶东来的，“除了就业和污染，什么也没带过来。”

　　山东70%以上的外资企业来自于韩国，这些企业的进驻带来了大量的订单，解决了当地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但这种技术闭环没有带来具有真正意义的技术，同样也无法实现当地的产业配套，更不用提形成产业集群的可能。除了每年的一定的税收，在制造业的核心能力方面对山东帮助并不大。

　　从威海到烟台，再到青岛，韩国人把旗杆一根一根的插下，遍地开花。“他们考虑得更多的不是当地是否具备配套或研发的条件，而是看中人工费用的差价。”在韩资企业做过翻译的崔成敬说，在韩国，人工费用是中国八至十倍，因此很多在韩国失去竞争力的企业纷纷在中国设厂招工，“曾经有一个韩国人和我说，光是人工费用的差价就够他赚的了。”

　　简单的转移模式，让胶东半岛在追赶珠三角和长三角的路途中步步落后。当山东在人力成本不再有优势的情况下，外资企业的离去将会给山东留下什么？或许只是一批熟悉简单操作的工人和一间间空荡的厂房。

物流效率的新挑战

　　作为国内空港基础设施建设最好之一的青岛流亭机场，目前正在进行着亡羊补牢的工作。

　　因为在机场修建时没有开通国际航线，所以尽管后来随着通商与通航的要求增设了大量的国内外航线，但是在航空货运方面已经无法满足越来越大的货物需求。有些人一直对北京的货代公司专揽胶东货感到不解，但对于当地的货代公司来说，其中的原因简单的不能再简单。

　　“现在青岛机场都是客机捎货，没有全货机，”王宇礼说，“只有UPS运新鲜水产品的小货机能停。”没有航线和货机，航运中心只是个梦想，当地机场在货运方面只能做些零打碎敲的活儿。

　　机场跑道曾经由最初的2600米扩建至3400米，新扩建的跑道厚度符合全货机的降落标准，但是原有的2600米则需要继续加厚。“这项工作到2007年初就完成了，那个时候能停747的全货机，运输成本会大大降低，客机捎货每公斤需要五元钱，货机每公斤可能就只用两元钱了。”这项修复工作被看作是拉动当地高档次的制造业发展的一种方式。

　　与此同时，海港码头也面临着一些系列问题：连续三年没有建新码头，吞吐量大大超过设计水平，码头严重超负荷运作。

　　虽然不像劳动力和配套那样关键，但物流方面的瓶颈对胶东的制造业发展来说足以致命。

　　胶东地区传说着富士康落户烟台的一段故事。据说，富士康的母公司、台湾鸿海电子董事长郭台铭的母亲是烟台人，为了尽一份孝心，郭不顾手下劝阻，执意将一条生产线迁移到烟台。但诺大的人情在当地物流环境的羁绊下，一直没有换回真正的回报。

　　“富士康刚搬过去时什么都不行，空运货运的班机班次不行，差得很远，海关监管的灵活性和通关政策也不行，富士康的产品主要是走空运，耽误不起。因为这些问题，生产线一度停止，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开始慢慢做，但是发展得也不尽如人意。”一位知情人士说。

　　眼下，胶东正希望凭借三星和LG的带动，在消费电子产业方面有所作为。然而，对于这种主流的组装和代工模式来说，全球一体化的供应链需求非常强，为了达成生产所需的JIT需求和控制库存，其生产线要求的物流速度几乎是以分钟计算的。这也是其生命力所在。山东的高速路被公认为是中国最好的，但遇到了习惯于三五天通关，周六周日不上班的当地海关，一两家企业的能量再大，也注定只能是一只困兽。

　　有一个可以参照的例子：富士康在山西的合资工厂富晋精密机电公司，目前已经成为其在北方最大的生产基地之一。这个项目的很多原材料采购，都是经由北京空港和公路运输进行的，但所依靠当地相对灵活的海关政策，富士康的运作效率得以保证。最近，这家合资公司又扩大了生产线。但在烟台，富士康的运作远不尽人意。这也折射出胶东物流环境的不成熟。

　　从2002年开始，青岛市政府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并加快了口岸电子通关推广的进程。不过，由于海关的垂直管理体制，当地政府的努力只换回了有限的回报。5年前设定的进入全国口岸通关效率前三名的目标，至今仍没有实现。

　　目前，青岛市正期望借助“区港联动”试点的推行，另辟蹊径打破物流方面的瓶颈（参见本刊2006年10月号“青岛区港联动困局”一文）。

　　2006年12月21日，招商局国际青岛集装箱码头在前湾港南港区正式开港，规划中的7个泊位将在未来几年陆续建成。“这是青岛市第一个投入运营的独资码头，对于区港联动项目将有极大的带动作用。”招商局国际码头（青岛）有限公司物流园区市场部相关负责人希望，在退税政策和区港联动的带动下，能够吸引更多的外贸企业进驻。

　　与此同时，青岛港正推进“万国码头”发展战略，打造以环胶州湾港口群综合运输枢纽为核心的多层次港口发展体系。力图为腹地蓄势待发的制造业货源，寻找一个更为顺畅的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