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何欢

　 从1997年金融风暴时的避风港，到全球供应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韩国制造业向胶东转移中所考虑的因素，已经从原始的地缘文化到人气聚集，深入到产业配套和供应链成本。胶东制造在缓慢的积累中终于萌芽，但它有机会进一步编织自主制造业的梦想吗？

　 这是中国大陆向东深入海洋最远的地方，也是离韩国最近的地方。20世纪90年代初，一些敏感的韩国商人意识到，青岛、烟台、威海的那几个“小渔村”充满了希望与诱惑。

　 对于韩国商人来说，最初的商机全部来自山东腹地的农业资源。农产品是中韩之间最早的贸易对象。当韩国人吃着用山东半岛运来的大蒜制作的泡菜的时候，当韩国人成箱成箱的从这往外运着水产品的时候，他们或许已经知道，日后必然会和这个中国最大的农副产品出口加工基地以及重要的棉纺织品生产基地，发生某种联系。

　 早在1988年，山东就已经开始积极开拓与韩国的民间经贸合作，1989年2月，韩国三养食品（株）与青岛第二食品厂合资，创办了当地第一家中韩合资企业。三养方便面在市场中不算成功，它奇怪的口味给当地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为了促进贸易往来和双方交流，山东威海港还开通了威海——仁川海上客货航线。值得一提的是，这条航线的开通，比中韩两国建交早了整整两年。

　 山东人和韩国人的性格有相似之处。孔孟之乡的文化气息熏陶着齐鲁大地上日夜劳作的人们，勤劳、坚忍、善良、正直是几百年经卷味留给这里人民的财富。传统的文化让山东人在商业社会中保留了一分朴实和真诚，这与朝鲜半岛所传承的中华文化有着某种程度上的天然认同。而地缘上的临近，最终让两方人很早就走到了一起。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对于在常规中慢慢积累的中韩贸易来说是一个拐点。当韩国大批国内母公司陷入困境的时候，山东省不少政府提出了“安商、亲商、富商”的口号，从信贷、税收、减费等各个方面给予韩国企业最大的支持和援助，扶植在鲁韩资企业的正常生产和经营。此时，在深圳和上海的示范下，身临沿海的山东人已经感受到经济发展的脉动，开始接受“新鲜”的文化和意识。这次“感情招商”显然带着一些功利意图。

　 有些企业在金融危机的困境中留了下来，更多的韩国企业将不堪成本重负的生产线从韩国本土运到山东。这里距离韩国海上路途仅一日之隔。地缘和文化对于不少韩国中小企业来说，是做出这个选择的唯一因素。

　 但此时，很难说胶东人已经真的为日后的产业转移做好了准备，所谓的招商，目的更多是出于一个朦胧的想法。未来的制造业如何行进，韩国企业将如何影响整个半岛，没有人能够给出一个确信的回答。此外，山东人算不上精明，在孔孟文化的影响下，历史上一直崇尚重文不重商。对于带着一份悠闲和知足的当地人来说，这注定不是一次循规蹈矩的产业转移。

服装韩流来了

　 20世纪80年代中旬，韩国人已经掌握了全球50%的服装订单，到90年代初，因为经济迅速发展带来的土地和人工费用的急速增长，使韩国本土越来越多的服装企业失去竞争力。在越来越大的订单需求量的作用下，韩国的服装贸易商们不得不在自己的国土范围之外寻求价格低廉的生产基地。

　 韩国生产服装所用的棉花，很多来自山东。基于多年经济往来的基础和贸易合作的积累，山东尤其是沿海的胶东地区，成为韩商转移纺织和服装产业的第一选择。服装并不是复杂的产业，对于韩商来说，所谓的转移就是租一条船或几个集装箱，把生产线运过来而已。为这次转移进行助推的，是中国交通部与韩方签订的一个协议——双方互派四艘船通航。中韩贸易随着通航进一步发展，韩企在山东迅速掀起一股服装投资热潮。

　 李英健赶在了这次热潮的潮头上，带着刚刚萌芽的经济意识，他收获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那是1995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和朋友承包了威海当地一家因管理不善而转让经营权的韩国服装厂。服装不像其他的工业项目，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生意，只要下游有销路，找得到工人，就可以马上开工。李英健是朝鲜族人，过去的客户没断，语言相同帮了不少忙。因为经营得法，厂子很快赚了钱。在合作伙伴离开后，李英健索性买断了整个厂子，并作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新上了四条针织流水线。

　 当时的服装企业大多使用传统的梭织技术，购买针织设备的企业少之又少，因为设备投入需要很大，风险也很大。“谁也不敢冒这个险，万一亏了怎么办？”但李英健没得选择。“韩国订单的服装面料都是针织的，比起梭织的订单量也大，而服装加工恰恰是靠量来挣钱，所以我觉得上针织的线没错。”

　 然而不到半年，就爆发了亚洲金融危机，韩国订单迅速减少，许多企业没有扛过危机，纷纷下马。

　 但李英健的流水线一直没有停下来，“不是因为有订单，是因为我在北京动物园租了个摊儿，按照原来订单的款式自己生产衣服内销，过了一个多月就恢复过来了。”度过了那段最难熬的时期之后，大量的订单重新回到山东，李英健和其他为数不多的“挺过来”的人苦尽甘来，赚到了一大笔钱。

　 李英健经常拿韩国三星的例子激励自己。“韩国的三星集团在1920年的时候已经做得很大了，但是在（朝鲜半岛）南北战争爆发以后，它的产业几乎全军覆没，唯一没有被战火蔓延到的是一个纺织厂。战争结束后厂子的生产线也没有停，于是在战后物资需求最旺盛的时候，别人都忙着盖厂房建生产线，但它的门前都是拿着钱排队的，所以一下就恢复过来了。”

　 到了2000年，李英健的生意已经做得不小，他扩充了厂房，购置了新设备，还从菏泽、聊城等鲁西南地区招收了大量工人，除了在威海高区原址的“明洲服装”，李英健还在威海经区成立了一家新厂，准备大干一场。

　 面对为数众多的竞争者，李英健并不是很担心，经验告诉他如何做好准备和捕捉机会。在其他企业内销的时候，他做的是来料加工；当别人做来料加工的时候，他已经开始自主采购，并且开始尝试通过上游的贸易商和国际零售业巨头直接接洽。

　 2002年，李英健的新公司——爱特服装有限公司正式成为沃尔玛的供应商，为其生产两岁以下年龄段的童装。“做服装的人都不愿意做童装，因为它面料少、产值低，但是沃尔玛给我们的量足够大。”李英健说，“沃尔玛每个款式至少有20万件的量，每个季度有七、八种款式，就足够了。”除此之外，爱特服装还给ONLY等国际品牌做代工，后者甚至主动要求爱特设计一些服装款式作为参考。

　 即便在威海的服装业，李也不是唯一的成功者。与七八年前的单打独斗相比，在威海，用当地人的话说，五步就是一个服装厂。而整个胶东半岛也已经是“户户闻织声”。

　 韩国的服装业构成了韩企向胶东投资的第一股大的浪潮。在青岛的开发区，韩资纺织企业是第一批入驻的企业，以韩国高合株式会社为代表的化纤纺织企业，一直是当地最大的公司。而在临近城区的开发区，除了即发等几家国有大厂之外，几乎都是韩资合资公司的天下。“一到晚上，这里‘嗒嗒嗒’的声音就特别清楚，一片一片的，好像有千军万马似的。”在青岛北郊的城阳区，一位村民指着身后的一排房子对记者说。

　 而服装业对胶东制造的重要性，从出口数据中可见一斑。2006年，山东省纺织服装出口65.5亿美元，占全省出口总额的比重约1/5。其中，青岛、潍坊、烟台、威海的出口增幅属于较高的。青岛出口19.1亿美元，同比增长14.6％，占全省纺织服装出口总额的近30％。

　 “你知道吗？‘韩流’服装都是从这里出来的。”在青岛，一位货代公司的老板指着自己即将送往机场拼板的货物得意地说。服装生意不仅养活了青岛的货运业，也惠及其他地方。由于当地航线的限制，现在，很多发往欧美甚至是日本的货物，都要从北京首都机场转机。

　 最近两年，由于限额和汇率的问题，出口服装的生意不太好做。而人力成本与过去两年相比，也上升了不少。据当地政府调查，一名普通纺织工的月平均工资，比两年前已经上升了200元。不过，对于正在承载韩国制造业转移的山东来说，服装业仍旧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开始。在过去几年，它从鲁西南等地吸引来了更多制造业所需的劳动力，更为关键的是，它也带来了建立一个产业集群所需要的人气。

消费电子业的拓荒者

　 有了服装业的先足，山东制造打开了大门，韩资的电子制造业纷至沓来。1997年之后，LG和三星以全新的面目迅速崛起。这些韩资企业的特色在于跨国供应链的组织——韩国研发、欧美销售、中国制造，在这个三角型的链条中，山东悄悄成为了它们的后院之一。

　 李英健欣赏的三星，也在很早的时候将自己的业务延伸至胶东半岛。1993年，三星集团与威海北洋集团合资的公司落户威海，这一落，便是十三年。

　 尽管山东三星通信设备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国栋用“一不小心”和地缘上的“亲近”来解释三星落户威海的原因，但是坊间传言三星更多的因素在于三星的合资公司——北洋集团。

　 1991年，威海北洋集团自主研发成功传真机与打印机的关键件TPH（热感打印头），使其全球售价由每只约120美元骤降至23至26美元（目前为8美元左右）。当时包括日本东芝、夏普、三菱，韩国三星在内的企业纷纷表示希望与北洋集团合资合作，两年之后，三星便将合资公司设在了威海。三星内部则表示，当时之所以选择威海，“是因为这里有合适的合作伙伴，或者说，别的地方没有这个合作伙伴。”

　 无论是因为何种原因留在威海，从某种程度上对三星来说，这都是一个“冒险”的尝试。当时在威海，不仅没有可以为三星提供配套乃至延伸服务的电子厂，而且缺少具备一定技术水平的技术工人。

　 与服装业只需要工人和客户不同，现代化的消费电子产品制造更强调配套。“最早和三星过来的是它在韩国的配套商因塔思。后来慢慢的其他配套商也过来了，都是韩资企业。”赵国栋说。而对于技术工人问题的解决，三星则更多依靠当地企业的支持。一位技术人员回忆说，当时本地国有企业每年都会抽调了一批技术人员给三星，而最基层的工人，则是在当地找人培训。

　 但如同服装业一样，就在配套和人力问题看似已经解决的时候，三星又面临一场更大的危机。

　 “我们连卖厂房的打算都有了”，提起1997年的金融危机，赵国栋苦笑了一下，“当时真的是特别困难，总部受到的冲击直接影响了这边的运作。”

　 政府的政策帮助成为三星存活下来的主要原因，当时威海政府在信贷、税收方面都给予一定支持，“（当时没有走的原因）一个是合资年限，还有就是政府方面的支持了。”关于如何度过那段最困难的时光，赵国栋没有多说，但是显然，存活下来的三星已经恋上了这片土地。

　 由于劳动力不足，后来三星曾又一次面临选择。2002年，胶东半岛的农民工流失，不仅三星、LG等韩国企业开始转向劳动力更充足、配套环境更成熟的昆山，一些本土企业如海信、小天鹅也搬离山东。但三星不仅没有搬离威海，而且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配套商由最初的10家，提供注塑件等初级产品的企业，增加到目前规模的35家。到2005年，威海三星的年产值达到70亿元。其核心产品传真机占中国市场的份额高达1/3。

　 “我们现在有这么大的厂房，不想走了。”赵国栋说，“即便是去天津，或者江苏，不一定会有这么好的政策环境，也不一定会有这种支持。”

　 知情人士指出，山东的外部条件的确有很多不足，但一来搬迁费用太高，二来三星在当地享受的优惠政策非常好。“三星不会离开威海的，除非是威海市政府要它走。所谓宁做鸡头不当凤尾，不说别的，有家物流企业要给三星做整合，提出和天津那边一起运作的方案，三星都不愿意，在威海的自由度多大啊！”

　 对于这家小渔村里的大企业，威海市几乎所有事都是特事特办。比如，虽然山东的高速路发达，但毕竟这里比较偏僻，物流环境不好，与国际供应链接轨有困难，但威海市为了吸引三星，特别推出了海关“5＋2”工作制，周六周日不休息，这在全国都是少见的。

　 与山东三星的落户和发展历程相似，尽管软件硬件条件都有所不足，但依靠各方面的努力和补偿，在服装业找到了落脚点之后，在一些当前制造转移的重点行业中，具有一定规模的韩资制造企业还是陆续赶来。

　 2000年之后，三星、LG等企业都在胶东设立了新的项目，虽然投资进度不能与同期的长三角相比，但还是实现了缓慢的积累。而像三星这样的企业,贡献给当地经济的除了每年的税收，还有因为配套企业所带动的一大批电子厂商。事实上，随着三星的进入，越来越多的韩资电子企业也开始进驻威海，并以此为据点，延伸到烟台、青岛等地。

　 有意思的是，在威海，韩国人投资的制造项目在当地并不为人所知。这更多的是因为韩资企业虽然将产业链条移植过来，但出于商业文化和技术的考虑，从生产线到每一个最小的供应部件，都选择韩国本土的供应商。在很多三星供应商的门口，甚至不挂出自己公司的名字，只有一张统一规格、一样面孔的“三星协作企业”牌子。

　 不过，与服装业只是将生产线搬过来相比，第二轮的韩国产业转移开始将供应链和产业群落移植到胶东。事情开始有了点商业的味道。

LG和他的中国伙伴们

　 在胶东，密度最大的电子产业聚集区，一是威海的高新技术开发区，二是青岛的城阳区。前者因为三星的进驻而形成了产业配套园，后来的企业也纷纷安营扎寨；后者则是凭借依傍空港、拥有数条公路干线的优势吸引了众多电子厂商的进入。

　 与威海相比，韩国企业在青岛投资更多，对当地经济渗透更深。青岛的制造业一样是从服装业开始的，在设立在黄岛的青岛经济开发区，至今最大的群落仍是韩国人投资的纺织和服装企业，高合株式会社一家公司投资就高达2.2亿美元，他们也是开发区的纳税大户。这些企业与威海的服装厂一样，带来了对韩资商业文化的认同，以及劳动力的基础。一项2002年的统计显示，韩国在中国60%投资，当时都集中在青岛和周边的地区。

　 较之最早落户威海的三星，2003年来到城阳的LG电子显然幸运许多。十年的时间足以让一个以耕种为主的郊区一跃而成最具人气的电子产业聚集区。

　 当时的城阳区政府鼓励韩国企业进驻，城阳各个镇、村将村民统一迁入新盖好的楼房里，把大量闲置的土地建成简易的厂房或者直接租给企业。大星电子就是最早进驻城阳的一家韩资企业。“那时候地价便宜，一亩地才4万元，而且闲散劳动力也特别多，我们直接从村子里招收工人，稍加培训就能上岗。”大星下属企业泰耕电子的管理部负责人赵金亭说，这家为车载CD提供配套的企业在城阳已经有十年的历史了，现在的分厂几乎都设在城阳。

　 “现在要再进来可不容易了，地价都20万了，工人也不好招。”赵表示，因为进驻的企业越来越多，地价坐地而起，工人也要靠从周边经济相对不发达的地方引入。

　 在离城阳区中心不远的丹山工业园，LG和浪潮合资公司的厂房占地面积达150亩。“我们在地、税和厂房建设上得到了当地政府的不少支持。”乐金浪潮物流部的负责人周金国介绍，原来在城区的厂房因为项目扩大不能支持运转，政府又在丹山给批了一块地。

　 除了城阳的GSM手机生产线，LG在烟台还有CDMA手机的生产线。LG在2003年选择在胶东落户，除了希望和浪潮的合作能取得GSM牌照以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已经形成的产业基础和配套能力。“当时三星没有把手机业务放在山东，是因为当时的工业基础不行，配套的产业也没有发展起来，而现在我们觉得已经成熟了。”

　 产业配套的成熟和韩资的投资实际上是互为因果的。从最早开始，韩企一直都是城阳投资的大户。仅2005年一年，韩国就在城阳投资企业502个，合同利用韩资近8亿美元，分别占这两项总数的80％和2/3。而在这些投资中，最多的项目就是来自机电行业。

　 此外，与三星不同的是，虽然LG以韩国供应商为主，但随着产业链的延伸和供应量的累加，也开始将一些不重要的零部件交给当地企业做。对于城阳大大小小的电子企业而言，已经有了一部分非韩资的电子企业开始进入了LG的供应链，哪怕仅仅是其中很微小的一环。

　 “40%的三星手机数据线是我们生产的。”源泉电子公司的老板金龙权在谈到自己的产品时，多少有点自豪。

　 这个来自延边的鲜族人大学毕业后就进入大连的一家日资企业做翻译，因为同时通晓韩语，他又来到山东。几年的翻译生涯带给他的一笔财富就是辗转认识了韩国从事手机数据线的贸易商。为了把握住不可多得的机会，他辞去了翻译的工作自己创业。目前，源泉电子生产的手机数据线供应给包括三星、LG、SK在内的韩国手机生产商。

　 “一年卖三个亿的电话，用我的数据线的有几百万。”金龙权毫不掩饰自己的自豪。尽管经过了中间商的几道转手，但是能成为LG、三星等国际知名品牌的供应商，金龙权认为这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了自己企业的生产和配套能力。

　 像金龙权这样的小老板不在少数。目前的城阳并不是韩资公司和它们的供应商们一家独大，民营经济实现的产值已经占到了全区的60%以上。而在这其中，电子信息是贡献比例最大的产业。根据城阳区政府的统计，2005年，全区高新技术企业达到87家，新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156种，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50%。除了着力引进韩资，2005年城阳区还搞了一个“创业小老板”工程，实行择优扶持。

　 随着LG等韩国大型制造企业的落户，以及本土供应商的起步，胶东的制造产业集群开始有了萌芽的迹象。

　 与此前服装产业的转移以及三星生产线的转移相比，新的一轮转移中，本土企业有了更大的参与和市场空间，在得到订单和建立生产线的同时，他们也开始掌握一些现代制造业的技术，这让他们不再满足于仅仅作为旁观者，而是尝试融入更多的跨国公司链条中去。

造车梦和造船梦

　 2000年后，中国制造业三极分化，上海依靠背后的昆山等腹地，承接了来自台湾的制造业转移，赶上并逐渐超越了珠三角，但另外一个被炒作多年的“环渤海”概念，却在大连、青岛、天津三地的争夺中，逐渐迷失了方向，没有得到真正的发展。

　 山东的政府部门很快意识到，制造业发展速度太慢，是因为过于依赖韩国投资，而韩资企业带来的产业链对本土企业是封闭的，加之散客居多，难成大气候。例如，青岛并非只有韩国企业，海尔、海信、青啤、双星等企业的规模已经很大，但由于家电技术含量不高，高端零部件配套不足，难以成为产业升级的寄托。2002年，青岛海信将CDMA手机生产线转向华南，在此之前，其40％的零部件来自南方，即便不考虑人工，供应链成本也不堪重负。

　 出路只能在更高端、更独立的大产业上。在威海开发区、青岛城阳区大力引进电子企业的同时甚至更早，汽车工业也带着山东人倾注的心血蹒跚上路了。

　 “青岛干汽车干了十年。”一谈到汽车，曾任青岛市经委副主任的王宇礼感慨万千。“以前我们主要是招商引资，宣传我们青岛口岸的优势、宣传我们青岛的汽车厂，宣传我们胶东的制造能力。烟台通用东岳的配套厂现在发展得很好。在这里我们有个一汽的货车生产线，每年的量有20万台，主要是卡车；我们还有六吨柴油车的生产项目；现在上汽五菱在黄岛有条线，生产微面；还有沃尔沃和我们生产的公用汽车项目也在胶州那边开始动工了……”

　 和王宇礼一样，大多数山东人一谈到汽车工业就滔滔不绝，毫不掩饰自己在这一方面独有的情结。

　 山东人造汽车的梦想由来已久，不久前被上汽并购的颐中汽车曾经是青岛颐中集团下的骨干企业，6年前“花了几千万”在英国买了一条二手生产线，开始自己生产整车，2000年12月15日，第一辆整车下线。但是由于车型以及其他方面的种种原因，颐中还是选择把自己“嫁”了出去。现在，在原厂设备基础上改造的上汽五菱已经开始扩产。

　 不过，没有真正的家用轿车生产线，一直让山东人耿耿于怀。“上汽五菱现在生产的还主要是面向二三级市场的微面，其他汽车制造企业也都是以重卡、柴油车为主，家用轿车的线还是一直没有落下。”一位负责招商的人士如是说。

　 十年的积累，让山东汽车零部件的配套能力有了一定水平。在山东，数得上名的汽车零部件的生产厂不下二百家，他们遍布每个山东的各个区县。以金麒麟集团为例，该集团刹车片产销达到年产2000万套，90%出口，成为通用、德尔福、NAPA等跨国公司的常年供应商。从山东乐陵的一个刹车片厂到拥有4个生产基地、两个国外子公司、拥有覆盖全国的规模化刹车片分销网的大型汽车零部件生产企业，金麒麟花了15年的时间。

　 汽车业寄托的目的是明显的。一个年产5万辆家用轿车的生产线，年产值就将达到50亿元，凭借产业的量级，可以让胶东在发展制造业过程中苦求而不得的人力、配套和技术一步到位，同时，整体带动和盘活一大批本土的配套供应商，形成一个有底气的本土产业集群。

　 船舶重工是山东人心中另一个更大的梦，在青岛海西湾，北海船厂重工的新造船区正在建设当中，作为国内最早的大型造船厂之一，青岛市政府希望它能肩负起与世界造船强国竞争的能力。然而，在世界造船业整体东移的形势下，面对韩日两大强劲竞争对手，北海重工无论是研发还是制造规模，都远远不及对方。因此，青岛市政府有意加大对海西湾造船基地的支持，在建立造船产业集群上取得进一步的发展。

　 抱着类似的想法，在下一步的承载韩国产业转移上，青岛市也有了自己更主动而明确的目标。

　 目前，青岛正在即墨与韩国马斯特规划一个大型造船厂，这将是继青岛浦项不锈钢有限公司之后，韩资企业在山东投资的最大一个工业项目。造船厂主要承建30万吨级以上油轮和承载10000只左右标准箱的集装箱船以及液化天然气、液化石油气运输船。这些类型的船舶，都是目前世界上建造难度最大，同时也是最紧缺的。在从某种意义上，这个项目被寄予了学习的期望。

　 这种期望早在几年前王宇礼负责造船项目时，就已经表达出来了。王曾带着使命，专门赴韩国考察过大宇、现代、三星的造船厂，他说自己感触颇深，“我曾经和现代造船厂海外部的经理进行过比较深入的谈话，我就问过他们，你们什么时候才到青岛来？”

　 对方并没有给王明确的回答，“他们说，我们不能动，要动的是中小船厂，第一批肯定是中小船厂过去和中国的造船厂合作。先造船的某一个部分如船尾、驾驶室等，等到所有的都能做了，我们再把整个船壳拿过来做，每个造船厂生产一个部分，再拿到韩国去对接。但是整个主机迁过来，就是很大的动作了，在韩国的柴油发动机，一个主机周围就有几十个配套厂，这是一个大工程。”

　 问题似乎又绕回了老路。造船是一个对技术工人和配套产业要求极高的产业，眼下，胶东并没有完全摆脱劳动力短缺的局面，而配套产业也只是有了萌芽的迹象，一切都在缓慢的积累当中。要在短期内实现跨越，成为中国制造的第三极，除了需要继续在消费电子制造行业的埋头积累，承接更大的转移项目，胶东也需要一个像明基至于昆山那样的契机。

　 王宇礼很看好即墨的造船厂项目，但他不建议抱有超现实的希望。“一条船代表一个国家的工业水平”，王沉吟道，“这要慢慢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