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奕萍
罗通过收权让中外运的业务翻了一番,张斌的完美构想则被割据势力打成碎片,现在,轮到苗赵在这个绕不开的牌局中出牌了。

罗氏铁腕
在北京潘家园的旧货市场,经常可以看见一位个头不高,精气神十足的花甲老人,戴一顶运动帽,身着夹克,踩一双球鞋,拎着一个布袋。时而俯身看看,遇上中意的石头,便从布袋里掏出放大镜,打开小手电,举起石头仔细端详。
从寿山石到田黄石,说起石头,老人的嘴角充满笑意,看着这幅悠闲的画面,谁也想象不到,眼前这位精干的老人就是现任中国国际货代协会会长罗开富,曾经叱咤风云的中外运董事长,正是他,见证了中外运从一个传统的国企转变成现代企业的历史。
9年前,罗开富从一名卸任外交官空降到中外运时57岁。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已到了快退休的年纪,被放到这统管几万人的岗位上,想来是领导让我退休前的一个过渡。”
但是很快,这个顽固、坚韧、充满斗志的小老头就让所有人感到惊讶不已。
1998年,中外运总资产只有50亿元左右,日常现金流才100万元。屋漏偏逢连夜雨,有两家与中外运合资十余年的新加坡公司要求撤出,并提出要中外运支付其亏损额1000多万美元。
身为董事长兼总裁的罗开富提出,中外运有权审计账目。1998年的大夏天,罗派专业财会人员去新加坡,审计几十箱历史账本,新加坡公司为了让审计人员早点撤出,安排他们住在地下室,连电风扇也不给。罗对审计人员说,我们自己买风扇也要把账查到底。第一次审计,查出新加坡公司签字错记的账有六七笔,第二次查出上百万美元。查账之后,罗通过中国驻新加坡商务参赞提出,希望新加坡公司与中外运友好解决。最后,中外运不仅没付一分钱,新加坡方面的公司还要倒付中外运100多万美元。
当年8月签完和解协议,罗象个孩子似地分外高兴,跑去修鞋,并写下题为“签约修鞋自感自乐”一诗:清账一年终签约,一亿重金终归国。协议签罢去修鞋,大事小事皆有乐。
罗漂亮地打赢了一场难打的仗。在罗执掌中外运的七年半中,伴随他的基本上都是难打的仗。
1997年以前,全国各地中外运的下级公司共有1000多家,从事货代主业的就有700多家,布点分散。中外运的体制很有意思,内部有两个管理体系,财务归集团,人事归地方经贸委或者外贸局(后来的商务局系统)。这种体制形成的结果是,经营主体在省市,利润中心在地方。在同一个口岸,可能有几个中外运的下级公司,从事的业务也大抵相同,有时彼此间恶性竞争,相互拆台,各地有如数个分据的小王国。
接手中外运,罗认为最大的两个问题是“观念落后”和“没有方向”。从政出身的罗,并没有直接从业务入手,而是经过仔细调查和研究,选了一条策略性的路线来解决问题。罗的重组分为5步:收人事权,缩减子公司,定位发展战略,A股上市,H股上市。
罗花了一年多时间将人、财、物权统一收回集团。其中最重要的,是将地方公司老总的任命权,从地方外贸部门收归中外运董事会。
以外运天津公司为例,这是中外运一家普通的直属子公司。1997年以前,人、财、物全部在地方,完全属于天津地方管辖。1999年,罗开富先把人事权要回总公司。之后,又与天津地方政府经贸委谈判协商一年多,才从地方政府手中要回资产。直到2002年外运股份上市之前,外运天津公司才真正完整地归于中外运总部管辖之下。
从1998年开始,中外运的主要重组工作持续到2000年,原先57家公司缩减为37家, 67000人缩减为40000人。被裁减掉的20家公司,平均一家公司有4位老总,共有80位老总被裁掉。其中,还牵涉到观念改变、干部分配、员工情绪等。不过,由于养老保险等善后措施及时到位,罗的重组并没有引起太大波澜,这要得益于罗的政治手腕。尽管如此,罗面对的压力也很大,当时有上级领导戏称,罗开富,你干脆把家庭也重组得了。
在位7年半,罗开富很少投资,他认为整顿内部、理顺关系、让企业上下同心才是当务之急。罗的策略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益。在他任职间,中外运的总资产从50亿元增加到300多亿元。
一位与罗开富共事过的中外运人士说,罗实际上并没有提升中外运的业务,但是他把一个诸侯王国变成了一家企业。
不过,罗只是解决了中外运表面存在的问题,并没有找到中外运的答案。对于这段历史,罗自己有着清醒的认识:“我只是把网的框架搭起来了,具体的蓝图还没实现,我没有完成。”
罗所指的蓝图,是让中外运走上一条持续发展的战略轨道。
中外运的主业是货运代理。这并不是一个容易实现网络化经营的产品。在中国,货代业务更多地是靠关系来维护的,所有货源分散在地方公司甚至是个人手中。作为传统行业,货代业务的增长也不快。从2000年开始,包括国际知名公司在内的货代公司,都纷纷向物流转型。与此同时,航运业也露出快速增长的苗头,中外运与中远集团、中海集团的距离开始拉大。中外运将何去何从?
一名原中外运的高层人士曾向罗建议做快递,但罗不置可否。对于很多人都不看好的海运,罗却认为不见得没有机会。“你说海运比起中远、中海晚,那要看怎么说,也许相对昨天晚了,但只要外运想做,对于明天来说怎么也不晚。”罗曾请过一家国内的咨询公司,对中外运的战略进行过规划。2000年,在一份由罗操刀制定的战略发展纲要中,中外运的发展目标被设定为:从一个传统的外贸运输企业,转变成由多个物流主体组成的现代化、规范化的大型综合物流企业集团。
时间不允许罗做更多的事情,因为他要退休了。
不过,在张斌接替罗开富之前,中外运的改革路线已经确定:中外运的出路在于物流,要做物流必须做网络,要做网络必须收权。
性情张斌
2001年5月,张斌开始执掌中外运。
和罗开富的背景完全不同,张斌接任中外运集团总裁时只有45岁,却是公司的元老。此前,他已经在中外运工作了近20年,从最基层的员工,一直上升到职业生涯的顶峰。张被认为是物流圈子里的少壮派,精通业务,思维方式现代。除了毕业于兰州铁道学院运输管理系的正牌出身,他还拥有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MBA学位。
张接手前后,中外运进行了两次重组,第一次是2000年12月28日以空运业务为主的外运发展A股上市,第二次是2003年2月18日以沿海地区货代业务为主的外运股份H股上市。作为加强国有资产监管的重要手段,上市是国资委当时对央企改革提出的一个要求。张碰上了一个难逢的机遇。
上市不仅为中外运融得超过34亿港元的资本,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体制的改革。2003年上市后,张进一步把外运股份和各省级子公司、专业公司老总任命权,从董事会收到总裁办公会。手里有了钱,权力也逐步收归总部,这时,张斌认为改革的时机成熟了。
张有一个梦想。1986年他去美国工作的时候,亲眼见证了联邦快递的起步和发展,心有震动。中国四五年前的物流土壤与彼时连联邦快递的处境相似,这让张萌发出打造中国联邦快递的梦想。
中外运不乏与四大快递巨头多年的合作经验,从2005年开始,张斌试图通过收购扬子江快运和申通快递,建立一个完美的快递网络:海航旗下的扬子江快运拥有70多条国内外航线和国际运输资格,申通则具备良好的业务素质和较为完善的国内网络运作能力,加之中外运自营上百个网点,中外运的计划似乎万事具备,一幅天地合一的完美画卷呼之欲出。
然而,张并没有对可能遭遇的阻力做出正确的估计。
张是一个性格强硬的人,“眼里揉不得沙子”。据说,大权独揽之后,他在地方开会的时候,甚至敢罚迟到副总经理的站。尽管张在中外运树大根深,但这种行事方式,还是让他得罪了不少人。另一方面,上市之后,中外运的内部矛盾并没有完全结束。中外运看起来完全控制了地方公司,但事实并非如此。对此,张斌一直有自己的苦衷。
以人事权为例,虽然地方公司的人事任免归总部,但国资委对地方公司总经理有推荐权。张还做不到一言堂。财权也有隐忧。中外运实行的是拨款制,地方收入归总部调拨,无论地方投资还是集团投资,都有一个投资委员会专门受理。拨款项目一旦审批下来,计划轻易不变动。看起来,总部对钱有支配权,但作为国企的通病,钱一旦到了地方,总部就再难监控。这些拨款项目,一般小的项目几千万,大的项目上至几个亿。据说,张每隔一星期都要给地方公司老总轮流打电话,否则就无法知道底下的人在干什么。
事实上,张斌在上市时就曾做出过妥协。上市需要组合优良资产,剥离不良资产。分家是个最大的难题,同是子公司,谁上市和谁留在存续公司一直争议不断,而人员结构、资产分配成了更多矛盾的引子。
以外运天津公司为例。2003年H股上市前,主要的业务人员和资产由股份公司带走,上市公司分到了4000多万元的资产。由于天津是老口岸,资源多,人员老化严重,分家时就把土地仓库等大型资产留给了存续公司,以这些资产养人,直到他们正式退休,并且保证每月工资不低于以前。
这些历史埋下了矛盾的隐患。“张总是个很讲义气的人,挺照顾基层的,对老员工都还不错。”一位地方存续公司的员工评价说。但与之相反的观点,股份公司的员工则认为,“张总太感情用事了,太偏袒存续公司了,让股份公司的人去打拼市场,让存续公司的人吃资产,工资还比我们高。”
老国企在改革中积聚的内部矛盾一时难以消化,人事关系变得尤为复杂,这种情况一直没有得到有效化解。2005年下半年,在张斌冒险一博的“完美快递”计划推出后,矛盾集中爆发了。
事情的起因有几种不同版本的说法。最终的细节已不得而知。
但问题的真实根源应该与总部和地方公司的利益分配有关。要实施张斌的计划,中外运必须要拿下面公司赚来的钱投到自己规划的项目中,不仅影响到地方公司的拨款,还要用地方公司的人和资源做事情,会触动很多人的位置。这是中外运的地方诸侯们所不能容忍的。
张的强硬遭遇了阿碦琉斯之踵。一直忙于收购川航和申通,在马上就要成功的时候,事情突然搁浅。2005年12月,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和副主任王勇来到中外运总部宣布,免去张斌中外运董事、总经理的职务。中外运的又一个时代戛然而止。
据称,张斌本人对此准备不足,他没想到过自己的举动原来都很脆弱,不知道后面会象多米诺骨牌一样倒塌。但在中外运供职多年,张想必不会不明白,要在一家国企做成一件事情,考虑的不仅仅是做好事情本身。
一位中外运的高层人士评价说,张斌是个能力很强的人,但还不够成熟。主要是他没有认识到,打破重来未必是捷径,而任何国企的内部整合都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
苗赵时代
苗耕书和赵沪湘从张斌手里接过来的并不是一个烂摊子。
尽管张的完美计划被击成碎片,但他的强硬毕竟在中外运的铁板上打开了一道缺口。上市3年后的今天,中外运每年的营业额已经达到300多亿元,尽管利润率不高,但负债率也仅有60%左右。在外运股份的账上,能够支配的现金有50亿元之巨。失去了投资方向后,有人称,中外运现在是“有钱没地方花”。
经历多年的发展之后,中外运的业务资源也非常充实。截至2005年底,外运股份拥有员工17000多名,总资产近150亿元。在几乎所有中等经济规模以上的城市,都有自己的分支机构。在北京、上海、深圳、青岛等主要外贸城市的货代市场,中外运都是毫无争议的老大。
不过,苗赵躲不开前两任的问题。他们的挑战很明显:必须要开发在全国网络上跑的产品,但同时不能重蹈覆辙,保持与原有庞大业务的兼容。尽管这可能会消耗更多的资源,甚至带来一个公司内的同业竞争。
这是一道巨大的题目。
集权的目的是为了业务,实现也要靠业务的创新。赵必须自己解决问题。前人的经验指出了三条路:一种方式是维持现状,原封不动,一种方式是打破重来,一种则是寻求更为温和而折中的改革。打破重来显然不能考虑,维持现状也不是上选:目前中外运所依靠的货代业务,利润率已从几年前的6.5%降至1.2%,且分散在各地方公司手中,无法集中。为了解开这个业务——集权——业务的循环套,中外运必须尽快启动货代之外的新业务。
在麦肯锡方案中,四大板块中的快递和合同物流是未来的发展目标,但不是中外运的唯一筹码。事实上,这两块业务只是刚刚启动,即便做到国内最大也不过十几个亿,因此只能是远景目标。眼下,苗赵所找寻的目标并不限定在一纸方案之中。只要能给中外运带来增量,何种业务形态并不重要。
中外运一位高层人士表示,方案中的排序并不是固定化的。他举了中外运在广东投资码头的例子,今年广东码头的集装箱吞吐量超过200万吨,一个码头的利润超过1亿元,占到当地利润的40%。在有些情况下,“也许支持性业务会变成核心业务。”
接手中外运一年之后,现在到了考验苗赵智慧的时刻。“如果说张斌是排雷,他们的选择就是绕过雷区。”一位分析人士说。现在的投资项目,已经显露出苗赵的整体思路:老业务保持一定的稳定增长,新业务做大做强,最终新业务成为集团公司的主要经济来源,历史问题也就逐渐化解。
罗开富对这种兼容的思维方式表示认同:“中外运的产品有上百种,关键在于核心竞争力,外运利润点最高的是快递,但有物流就需要运输,货代也永远不会消失。”目前,货代仍是中外运的业务基础,更是与地方公司维持平衡的砝码。让地方公司保留一定的自主性,保持稳定的局面和现金供应,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谈更多的事情。
但仅仅依靠现有的营业收入,很难支撑起新的业务框架,稍有不慎,则会重蹈前任的覆辙。为了拿到更多的增量投资,中外运近期悄然加快了整体上市的步伐。
整体上市的基础早在张斌时代已经打下。“应该说这两年多的时间,具体说是从2003年到2005年,不管是上市及存续公司还是非上市公司都在解决历史积存的问题,两年间历史积存的各种矛盾化解得了90%。”该人士说。“我们的目标是使中外运现有不同地区的存续公司和未上市公司,通过3到5年的努力,实现整体上市。”中外运高层人士透露说。
存续公司在业务上难有贡献,但原来留下的土地等不动产,经历了几年的迅速升值,价值不可低估。2006年4月外运天津公司新启动的占地21万平方米的集装箱堆场,就是外运股份花1.3亿元从存续公司手中买下的。眼下,中外运在很多沿海地区已经展开类似的回购。
“不过,这种绕过雷区的办法也有代价。”分析人士指出。整体上市势必要对存续公司再次做出妥协,这将给中外运背上新的包袱。
更重要的是,这种分离式的经营思路必将影响新业务的拓展。以合同物流为例,这本来是一种典型的全国性业务,但现在,中外运地方公司有自己的合同物流业务,总部的合同物流事业部也有自己的业务,两厢之间,并无有效的合作与协同。对于以跨国公司为合同物流目标客户的中外运来说,这意味着更大的整合难度和更高的运行成本。
在e速的网络铺设中,也存在类似问题。如果网点全部新建,由总部直属,中外运将耗费史无前例的精力和投资。
这仍旧是一场赌博。而苗赵不得不在绕不开的赌局中出牌。
临近年关,赵沪湘的行程安排得很满,行踪近乎神秘,有时半个月都不在国内。最近更甚,连其秘书也很少看见他,汇报工作和接受指令都是通过电话遥控。与此同时,在国资委的案头,正摆着一份完成了内部评审的中外运战略,等待提交国资委董事专家进行审议。无论结果如何,一条漫长的路已经展开。
|